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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國際化:從學習跟跑邁向并跑領跑

發布時間:2019-11-20 作者:熊建輝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中國高等教育雜志

[摘  要]回望新中國70年壯麗發展歷程,高等教育國際化走出了一條從學習跟跑邁向并跑領跑的中國特色之路,為建成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強國,更好服務支撐教育現代化和國家現代化戰略目標實現的新征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關鍵詞]高等教育國際化;新中國70年;對外開放

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也稱高校對外教育交流與合作、高等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等),可以理解為把國際的、跨文化的、全球的或比較的維度,融入到高校人才培養(教育教學)、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和創新、國際交流與合作等全程,以培養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高水平國際化人才、促進教師和校長能力建設、提高學校治理能力、服務民族復興、促進民心相通、助力文明互鑒和世界進步的過程。它是培養高層次人才、服務國家戰略的重要途徑,也是深化中外人文交流、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載體,還是多樣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方式和國家開放包容的重要體現。

回望70年來高等教育國際化事業發展歷程,從建國之初規模較小、領域狹窄的單線人員交往為主(1949-1977年)到改革開放后作為國家對外開放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1978年至今),經歷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停滯、重建并開始從國家戰略高度進行開放,到新世紀以來在國內外良好環境下的迅速發展,再到如今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發展態勢,可以說,我國高等教育在開放中誕生、在開放中發展壯大、在開放中逐步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不同時期、不同歷史境遇下的高等教育對外開放既是根植于當時政治經濟特征和社會主旋律的歷史蹤跡的反映,也是與我國高等教育自身發展、整個國家教育現代化事業發展從大起來到強起來相適應、與世界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共同趨向相呼應的過程。回溯70年求真之歷程,既可以總結歷史、說明現在,也能夠探索規律、啟示未來。概括來說,7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基本內涵與外在形式不斷擴展,呈現出比較明顯的七個階段的主題。

學習跟跑:在以俄為師背景下起步(1949-1960年)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為滿足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和提高自身人才培養能力的需要,整個國家的教育體系從“以俄為師”中起步,對內從理論到學制、學校教育、教學過程、教材、方法等全盤移植“蘇聯經驗”,對外向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學習先進技術,尤其與蘇聯開展全方位的教育交流與合作。與此同時,大力吸引建國前出國留學生回國工作。建國之初,留學生群體成為了新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中堅力量,作出了名垂青史的貢獻。這一階段的高等教育國際化主要是與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零星、單線和相對封閉的人員流動,來華留學的規模與出國相比要小得多,主要是越南、朝鮮等周邊國家來學習文化、語言、農學等,且場所集中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十余所高校。

曲折前進:拓展與其他國家的交流(1961-1965年)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國內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經濟陷入困境,國外受中蘇關系惡化的影響,與蘇聯、東歐等國家的教育交流中斷。在毛澤東同志《論十大關系》中指出的“發展與其他國家關系”指導下,國家開始通過加強國內英語教育、建立研究外國問題和外國教育的基地、派遣學生赴西方國家學習外語等舉措拓展與其他國家的交流。與此同時,國家召開了一次來華留學工作會議,出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份有關來華留學生管理工作的法規性文件——《外國留學生工作試行條例(草案)》;召開了兩次出國留學工作會議,在總結建國以來經驗的基礎上將出國留學人員的工作方針從“根據國內的建設需要學習蘇聯的先進技術”調整為“專業上保證重點、兼顧一般;保證質量、研究生為主;滿足短期需要也要兼顧長遠”。這一階段,來華留學生規模擴大且來源國多樣化,除建交國派遣留學生來華外、亦有未建交國家通過民間渠道來華訪問,還首次接受了非洲留學生。對外教育援助也開始啟動,主要集中在越南等周邊國家以及非洲等國,幫助這些國家發展教育、學習漢語等。

挫折困頓:突然停滯與恢復性發展(1966-1977年)

“文革”期間,國內教育遭到嚴重破壞,教育對外交流陷入停滯;對外方面,與美國的關系逐漸緩和,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復且迎來了一次建交熱潮。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盡管國內“文革”仍未結束,但教育對外交流已經有了恢復性發展,一方面應外交需要開始派遣留學生赴國外學習外語,且第一次派遣教育代表團出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另一方面,來華留學和來華教育訪問的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明顯增多。以法國一所高等學校安排學習中文的學生自費到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交流為標志,自費來華留學也在這一階段登上了歷史舞臺。

開放驅動:服務國家改革開放(1978-1992年)

1978年,國內開啟改革開放偉大征程,在“三個面向”的思想指引下,擺脫了前期僅靠人員流動帶動國內發展的局限,通過拓展戰略布局、豐富內容形式,邁入了服務國家改革開放與開啟院校層面的開放交流“雙引擎”的新局面。以解決現實問題為導向、完善制度規范與組織機制建設成為新階段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先手棋”。1981年出臺了《國務院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提出“按需派遣、保證質量、學用一致”的留學工作方針,賦予自費出國和公費出國政治上一視同仁的地位。1986年,成立中國留學服務中心,在國外陸續設立駐外使領館教育處(組)。同年12月國務院出臺《關于出國留學人員工作的若干暫行規定》,連同1987年國家教委印發的五個關于公派留學的管理細則,一起構成了許多內容沿用至今的覆蓋出國留學事務方方面面的管理體系。這一階段,高校層面對外交流的自主性和獨立地位開始顯現,以南開大學1980年組織召開明清史國際研討會為標志,國內開始舉辦國際學術會議;中外高校之間開始開展學術研究合作;越來越多的學校開始與國外高校建立校際交流關系;外籍教師來華任教的學科逐漸多元,中國學者也開始走出去任教。多邊教育交流合作機制開始啟動,以1978年教育部、文化部、中國科學院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簽署第一份備忘錄為標志,中國正式開啟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行等多邊組織的教育交流合作。此外,1981年成立的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1987年成立的世界漢語教學學會等民間、半官方的教育國際交流專門組織為教育對外開放開辟了新渠道。漢語推廣也在這一時期取得顯著進展,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漢語水平考試(HSK)的誕生,使對外交流的語言之橋走向科學化、規范化和標準化。

政策引導:制度完善推動規范發展(1993-2008年)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教育立法工作取得重大進展,一系列影響中國教育發展方向的重大戰略與政策出臺,高等教育國際化在政策引導和制度完善中走向規范發展。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強調要“進一步擴大教育對外開放”;1995年頒布的《教育法》對“教育對外交流與合作”專設一章,做出一系列具體規定;1998年頒布的《高等教育法》對高校層面的對外交流進行了更細節的規定。這一時期,留學事業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出國留學方面確立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工作方針。國家教委印發《關于自費出國留學有關問題的通知》,進一步放寬自費出國留學政策。1996年成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使來華和出國留學在招生、選派和管理方面走上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制化軌道。國務院2003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為伊始,連同之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等一系列文件的陸續出臺,完善了政策頂層設計,有利強化了合作辦學的規范管理,為提高合作辦學的質量水平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提供政策保障。與此同時,高校層面的對外交流合作在“211工程”“985工程”等重大質量工程的進程中開始向辦學理念、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等具體過程中延伸。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機制建設也有了新進展。

院校主導:適應現代高校體系的國際化模式基本成型(2009-2015年)

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改革探索,高等教育進入重心下移、分類推進、內涵發展時期,國家角色由行政主導轉為政策引導為主的宏觀指導,使高等教育國際化邁入院校主導的、展現高校對外開放多元目標和多層次發展的新模式。

從教育規劃和戰略來看,《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關于高等教育對外交流的要求涵蓋了辦學、教育教學、科學研究等多方面。2014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為高職院校服務企業國際化的戰略布局與國際人才培養提供了框架和路徑。2015年,國家頒布《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要求“推進國際交流合作,加強與世界一流大學和學術機構的實質性合作,加強國際協同創新,切實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

從院校實踐來看,國際化也已成為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高等院校發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如研究型大學的世界一流目標、應用類本科院校注重與國(境)外應用技術大學合作、高職院校的復合型發展定位等。國際教育供給方面,“引進來”以華東師范大學與紐約大學合作設立的上海紐約大學以及武漢大學與杜克大學合作成立的昆山杜克大學為代表,中外合作大學體制機制創新有了新進展;“走出去”以老撾蘇州大學、同濟大學佛羅倫薩校區以及清華大學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全球創新學院為典范,中國高等教育境外辦學有了新突破。與此同時,高等職業院校也紛紛開始關注自身的國際影響與國際競爭力。

國家行動: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現代模式升級(2016年至今)

2016年進入“十三五”規劃,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理念,“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成為社會經濟發展對外開放的訴求。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出,國際交流與合作需要“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實施留學行動計劃,繼續辦好孔子學院”。2016年,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系統設計了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戰略內容,并強調教育對外開放配合“一帶一路”倡議的內容要點。隨后,教育部印發的《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強調將高等教育國際化上升為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推手。高等教育國際化與國家重大戰略的結合,不僅提升了自身的地位和影響力,也通過國家行動的快車道加速自身的模式升級。

我國在以前相當長時期內是人才輸出國,在“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新時期留學方針指導下,如今在發達國家求學后返回中國就業成為一種普遍趨勢,歸國人才數量持續增加、中國高等教育自身人才培養能力不斷上升,使中國學術界已經初步具備了與主流學術系統直接對話的學緣聯系和人才基礎。來華留學方面,接受留學生規模繼續擴大且向著高層次高質量發展。2018年,共有來自196個國家和地區的492185名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在全國31個省(區、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學習,其中學歷教育占比52.44%,中國政府獎學金生占比12.81%,自費生占比87.19%。此外,我國已與47個國家和地區簽署學歷學位互認協議。2016年,我國成為本科工程教育國際互認協議的正式成員,標志著我國的工程教育質量得到國際認可。我國也開始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不僅與18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教育合作交流關系、與46個重要國際組織開展教育合作交流,還以多種方式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創建新的國際教育和學術組織,不僅積極推動了全球教育發展,也提升了我國在教育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70年的實踐,高等教育國際化為開啟新時代辦好既面向世界又扎根中國大地的中國高等教育,建成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強國,更好服務支撐教育現代化和國家現代化戰略目標實現的新征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展望未來,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在戰略上需要更加明確“兩個服務面向”的時代主題,需要根據時代特性完善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實踐上需要重點關注雙向留學的效益、以質量為中心的國際化品牌工程及多邊性的國際合作平臺建設等方面內容,推動形成與新時代國家現代化建設與高等教育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新范式。

【作者熊建輝,單位: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

原載2019年第19期《中國高等教育》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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