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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家張清常:竭力以赴 力求清楚

發布時間:2019-11-19 作者:北京語言大學黨委宣傳部 來源:《北京教育》雜志

張清常先生(1915年—1998年):當代著名語言學家、語言教育家。他師從錢玄同、沈兼士、商承祚、唐蘭等名家,并得到過楊樹達、羅常培、王力等文字音韻學家的指導。1938年至1981年,先后在浙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內蒙古大學工作。1981年11月,調到北京語言大學工作,曾任外國留學生二系系主任和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副主席。

張清常先生是著名語言學家。1915年7月,他出生于貴州安順,幼時即隨家人到了北京。從小聰穎出眾,十五歲就考入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十九歲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先后師從語言學大師楊樹達、錢玄同、羅常培、王力諸公,在漢語音韻學領域建樹頗豐。

歌聲回蕩西南聯大

1937年,張清常先生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任教于浙江大學中文系。抗戰爆發后,朱自清先生給他寫信,請他去西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西南聯大)任教。西南聯大給他頒發任教聘書時,他才30歲,成為西南聯大最年輕的教授之一。在西南聯大期間,張清常先生從1940年到1946年間共開13門課,其中7門是為中文系開設(唐宋文、音樂歌詞、音樂教學、西方學者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古音研究、訓詁學和《廣韻》),2門是中文、國文兩系學生共選(國語及國音、國語運動史),4門是為師范學院專開的(教育系大二年級國文、國文系的中學國文教材教法、國文教學實習指導、專修科的文字學概要)。從這些課程的跨度,可見先生知識的廣博程度;承擔工作量之大,又可見先生的工作投入,認真負責。據曾經在西南聯大受教于張清常先生的語言學家王均先生回憶:先生上課時旁征博引,語言平易親切、富有幽默感,非常具有感染力。 

張清常先生與西南聯大更大的緣分是:流傳極廣的《西南聯大校歌》即由張清常譜曲。《西南聯大校歌》誕生于滿眼烽煙戰火,觸目河山淪喪的時代背景下,由清華大學的羅庸先生填《滿江紅》詞,后由北京大學的馮友蘭先生做引詞、勉詞和凱歌詞。張清常從老師朱自清先生那里拿到歌詞后,反復吟誦,愛國激情在他胸中澎湃激蕩,他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為它譜上曲,使之成為傳唱后世的愛國主義經典之作。“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詞與曲皆激昂壯烈,抒發了全校師生的救國熱情和激奮求學的愛國情懷。正如曾任西南聯大訓導長的臺灣新竹清華大學校友會會長查良釗先生說過的,校歌“極為動聽,全體師生無不永銘心底”(姚曼華:《張清常先生和不朽的校歌》)。

張清常先生音樂造詣頗深,音樂也是他除了語言學專業之外一生的業余愛好。早在他十九歲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時,就在當時北平廣播電臺的音樂常識欄目中講解音樂知識。1938年在浙江大學任教時,他為浙大校歌譜曲(馬一浮作詞),還指揮了浙大的合唱隊。1940年到聯大任教之后,張清常在搞好教學的同時,也以極大的熱情參與了學校的音樂活動。他為西南聯大附中、附小都創作了校歌,先后為5支合唱隊擔任指揮。西南聯大的課余音樂活動,構成了艱難環境中聯大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用豐富的精神財富熏陶了那一批民族的精英和人才。先生對這段回憶也充滿了深情,他說:“我這一生,滄海一粟,平淡無奇。每逢想起我曾經作過西南聯大、附中、附小的校歌,指揮演唱,唱出了三校的精神、理想和戰斗過程,想起了與此有關的親人,想起了那時的師友同學和附中、附小的小朋友,有眼淚也有歡樂,歌聲曾把我們聯系到一起,悠揚回蕩,傳向四方。”(張清常:《憶西南聯大附中》)

“清常廳”與北京語言大學

徜徉在北京語言大學小巧精致的校園里,許多地方似乎還可尋見先生當年散步、思考問題時留下的足跡。20世紀90年代中期,圖書館曾為先生設有一間研究室,內存先生一些線裝書和各種研究用書,先生常常在這里工作、做研究。1997年底先生病重,便讓家人搬走圖書,歸還鑰匙,不再使用這間研究室。先生在世時,就把自己珍藏的《前出師表》拓片和《摩崖石刻》朱砂拓片捐贈給了學校;先生去世后,三子張曉華又將父親的一批藏書捐獻出來。先生離開北語的20年間,學校多次有老師提出為張先生塑像,但都被他的家人婉拒。2018年,在學校綜合樓二層,語言資源高精尖創新中心新開辟的會議室中,其中一間即命名為“清常廳”。這是北語人對清常先生永遠的懷念。先生一生在不同的院校做了四任系主任,對辦學方略、學科建設,尤其是對教學工作的開展和科研方向的把握都有豐富的經驗和獨到的見解。1981年,來到以對外漢語教學為主要任務的北京語言學院(今北京語言大學),張清常先生任外國留學生二系系主任。所謂二系者,是對外國學生進行四年制本科教育和長期漢語進修教學的院系。這對于先生在學術研究和治學道路上無疑都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雖然先生自謙是對外漢語教學的“門外漢”,但他很快投入其中,分別與系里每位教師談話,了解他們的專業、研究興趣,教學與科研現狀以及今后的打算。經過深入了解,先生深知學科建設的不易,認為“對外漢語教學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教學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質和特征”,“這項工作不簡單,必須苦盡才有甜來”。

先生先后為數種對外漢語教學界著述作序,其中在給《對外漢語教法學》一書所寫的序中說:“對外漢語教學,應該借鑒國外的先進教學法,吸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可是,一不能忘記漢語本身的特點,二不能忽略中國傳統語文教學千百年經驗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視國外某些教學法一方面顯示其優越性另一方面卻也暴露出一些嚴重問題的這種缺陷。”先生告誡不要迷信國外某種語言教學法,在今天看來很有超前意識,也和當下提倡的“文化自信”相通。在這同一本書中,先生繼續說:“第二語言教學主要是語言的事,這是無可置疑的。可是,第二語言教學的教與學,離不開教者與學者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心理、文學、哲學等方面千絲萬縷或隱或現的聯系。第二語言教學留意到這一點,教學效果事半功倍;忽略了這一點只就語言論語言,專則專矣,在初級階段這樣做未嘗不可,進入無限風光的佳境,就難免瞠目結舌了。”語言教學中語言和文化是一個整體,這也體現了先生的遠見卓識。

張清常先生提攜青年后輩不遺余力,17年間在北京語言學院留下許多佳話。趙金銘先生回憶:“我每發表一篇文章,先生總是鼓勵我:‘拜讀大作,很受啟發’。對于文章中的錯誤也總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來。”他還在回憶文章里寫道:“也許先生是全校記教師人名最多、對全校科研成果最熟悉的一位長者。”北語有一位學習柬埔寨語的青年教師,想對漢語和柬埔寨語語音進行對比研究,先生十分耐心地予以指導,最終她寫出了不錯的論文,還在北語第四屆科研報告會上獲得了一等獎。她回憶說,“先生豐富的學識令我欽羨,然而先生的平易近人更令我動容。每當我遇到困難和煩惱,實在排解不開時就去找先生,在他那兒總是能找到滿意的答案。”(李艾:《手把手教我寫論文—憶恩師張清常先生》)

問學不倦 甘當人梯

張清常先生淡泊名利,心系天下,一生以國家需要為重,以學術和教育事業為重。他輾轉任教多所高校,“一生坎坷,席不暇暖”,無論在哪個學校,他都一如既往,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教學,踏踏實實做學問。1989年,先生經北京語言學院推舉,被評為“北京市勞動模范”。先生不慕名利,這個稱號卻寄托著北京語言學院所有師生對他的尊重與肯定。

北京語言學院與他共事過的學者董樹人先生回憶:“提起張清常先生,但凡我院的教職員工,總要夸其一二”,評價他“有學問,甘當人梯,獎掖后學,謙虛待人”;王志武先生回憶:“張先生一生刻苦好學,老而彌堅。他每天起床很早,之后便臨窗聚精會神地研讀書刊文章”,“張先生雖然早已是海內外著名的語言學家、教授,但為人總是那么謙虛和藹、平易近人”。作為張清常先生私淑弟子的趙金銘教授,更是多次撰寫長文深情懷念先生,以“緬懷前輩,鞭策自己”。商務印書館編審郭良夫先生回憶:“張先生很尊重人,對別人的研究也很尊重。”清華大學黃延復教授說:“張先生生活簡樸,問學不倦。”北京師范大學王寧教授評價:“張先生支邊十六載,但仍能潛心研究,做出具有大思路的學問,令人欽佩。”

在張清常先生的兒子張曉華心目中,父親是一個做人、做事都很嚴謹的人。“父親忙于工作,對我們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種身教,一種以身作則。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不講究物質享受,生活很簡單,一心全在學問和工作上。”張清常支援內蒙古大學建設時,學校為他們一家安排好了住處,曉華還記得,家里客廳原本配備有一套沙發,有一次,哥哥在沙發上蹺著二郎腿,一副得意洋洋的樣子,被父親發現了,立即讓學校把沙發搬走,因為他不想助長孩子們貪圖物質享受的優越感。“父親很忙,所以我四五歲就學會了去食堂打飯,給自己打一份,還要給父親帶一份回來。”在內蒙古冬天嚴寒的天氣里,張清常先生每天早上都會把孩子們喊起來,跟著自己一起做廣播體操。他無暇陪伴孩子,但時常會從圖書館借書帶回家讓孩子們看。父親愛音樂,特別愛聽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約翰?施特勞斯,家里有很多老唱片,這也深深地影響了曉華,音樂也成為他一生的興趣愛好。

受“文化大革命”影響,張曉華并沒有繼承父親衣缽,只上過成人教育的專科,進工廠當了一名技術員。對此他沒有任何怨言和失落之感,因為張清常先生教育孩子們:不管從事什么工作,憑自己的真本事吃飯,踏踏實實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就好。

問學唯恐不精 做人但求平常

張清常先生年輕時就選定語言學作為自己的學問方向。盡管他把大量的精力和時間用在培養學生、指導青年教師上,但他在語言學的多個領域以及語文教學、古典文學、音樂研究等方面都留下了豐厚的成果。語言學家王均先生這樣評價張先生的治學特點:“方面廣,很有深度,多學科相結合,多視角觀察處理語言現象,從古到今,左右逢源,厚積薄發,不斷開拓,自成一家”。沉甸甸的五大本《張清常文集》,展示了張先生的主要學術成果。

張先生在音韻學方面造詣特別深,主要著作有《中國上古音樂史論叢》《語言學論文集》(二冊)《戰國策箋注》等。后期先生癡迷于北京胡同名稱的研究,先后出版于1990年和1997年的張先生的名著《“胡同”及其他》《北京街巷名稱史話》,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回答了各胡同名稱的起源與變革的原因,受到語言學、地名學、文物學等各界專家學者的歡迎和贊揚。《“胡同”及其他》獲第二屆國家圖書獎二等獎,并成為贈送外國學者的“國禮”。

張清常先生一生的學術成就和做人風范,足以位居“大師”之列,他去世后的1999年1月6日,《中華讀書報》以兩個整版的篇幅,組發了《1998,永遠的懷念》專版,用圖片配介紹文字的方式,回顧了中國文化界1998年離開我們的十位大師。張清常先生與錢鐘書、呂叔湘等舉世皆知的大家一起,展現在我們眼前。然而,清常先生生前卻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自知和平常的心態,正如他的晚年自述:“我名叫清常,本人微不足道,一位教師而已。年近八十,這一生大概也就是這個模樣了吧。清,我做到了清清白白,不怕半夜鬼叫門;生活清貧,但決不懈怠;頭腦基本清醒,我知道自己能吃幾碗干飯;字寫得不好,但一筆一畫讓人認得出;事情做得未能盡如人意,但竭力以赴,有個交代,力求清清楚楚;其他的事,容我盡力而為。常,我只作到平平常常。不反常,不失常。”(《一“名”驚人—取名的藝術》序)

“窮當益堅,老當亦壯;戒驕戒躁,勿怠勿荒”—這是張清常先生的八十歲自勉。讀之可體會到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錚錚風骨,這也是我們最該繼承和發揚的寶貴精神財富。(作者:北京語言大學黨委宣傳部,執筆人:咸俞靈)

《北京教育》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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